抗战精神源于中华文明道德根性 -尊龙pa旗舰官网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不忘根本、饮水思源，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根性。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一的抗战精神，它的道德根性究竟在哪里呢？论者认为，应当从深层次大历史观去认识，从中华文明的理论高度和深入践行的大视野去观照，透析抗战精神的源头活水、血脉基因和特质特色，以及在新时代如何去融合、传承和发展。如此，对于抗战史学研究和抗战精神的解读来说，犹如打开了一扇新的思考之门。

一、深度认识抗战精神来源的理论根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告指出，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建设文化强国。中华文明底蕴深厚、博大精深，为抗战精神的形成积聚了无穷的智慧与莫大的魅力。抗战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中华文明在民族存亡关头迸发出的精神伟力。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四大核心内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四大特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道德根性与文化基因之中，在血火淬炼中升华为民族的精神丰碑。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交融和传承中发展壮大的，抗战精神研究也一样，也需要在创新研究方法中不断融合、传承与发展。值得关注的是，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提出中国国学研究方法的二重证据法和孤证不立，主要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文史研究方法；直到1994年中国学者提出研究方法的三重证据法，即将非文字的口传文化和民间活态文化作为第三重证据；2005年中国学者再一次研究创新方法提出四重证据法，即将文物、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努力聚焦文明发生过程中的精神信仰层面。无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四重证据法，都大大丰富了抗战精神研究的方法，值得综合借鉴和交叉运用。

深度认知是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它有别于浅度认知的时空界限而存在。从历史纵深看，抗战精神的形成印证了“多难兴邦”的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1894年的甲午战争，清王朝在铁甲舰占优势的情况下惨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赔款2.3亿两白银；而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尽管中国仍然积贫积弱，却最终取得了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究其根本，在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文明已形成全新的精神内核——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下，中华文明得到改造，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文明之“根”的新型抗争文化。这种文化重构使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万众一心的抗战精神，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排山倒海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

二、深入透析抗战精神的红色血脉、革命基因和鲜明特质

中华文明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其深层特质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淬炼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并以其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斗争性与和平性相辩证、精神觉醒与全民行动相结合的鲜明品格，实现了对民族精神的伟大重塑与时代升华。

抗战精神的红色血脉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旧传统的批判继承”与“新文化的革命创造”的统一，使传统家国情怀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抗战意识。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刻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使得抗战精神既凝聚了古老文明中抗争的智慧，又闪耀着科学理论的真理光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伟大实践。

抗战精神的革命基因，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通过三大路径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升华。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使抗战从自发反抗转为自觉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其次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将游击战提升至战略高度。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地雷战、地道战等灵活战术，使日军陷入“汪洋大海”。再次是党性修养的精神淬炼，通过延安整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员干部以“与士兵同甘苦、冲锋在前”的作风成为精神标杆。

抗战精神的鲜明特质在于其多重维度的辩证统一。其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抗战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土壤与历史境遇，是民族性格与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识性。同时，它又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展现出深刻的世界意义。其二，斗争性与和平性的辩证统一。伟大抗战精神的斗争性体现在其“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然而，这种坚决的斗争并非为了斗争本身，其最终目的和崇高追求是实现与捍卫和平，是一种“以战止战”、以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主义。其三，精神觉醒与实践行动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时，全民族实现了从深层精神启蒙到一致行动的伟大转化。这场战争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震撼了全体国民的心灵，促使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深化，并形成共赴国难的抗战局面。

三、深切关注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融合、传承与发展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不断创新。2019年11月，中央编委批准国家文物局设立革命文物司。随后，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文物局也相应设立了革命文物处，“革命文物”从文物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种类，此举也大大有助于抗战精神研究的深入推进。据了解，截至2025年9月，全国已经登记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件，可移动革命文物150万件（套），其中大部分属于抗战时期的革命文物。这为新时代抗战精神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抗战精神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新时代激励人们奋斗的力量源泉。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融合与发展，首先需在理论层面进行系统深化，深入挖掘其时代内涵与价值逻辑，聚焦于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这四大核心维度，推动其实现现代转型与价值升华，构建起“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学理支撑，为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引领。

让抗战精神“活”在当下，需突破单向灌输模式，构建多维传播与实践体系，关键在于创新传承方式，实现抗战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有效融合。这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传承体系，涵盖教育引导、文化传承和大众传播，要积极运用vr/ar、短视频等新媒体技术，打造数字平台，还原历史场景，讲述英雄故事，使抗战精神从“历史记忆”有效转化为触动人心的“时代强音”和现实动力。

抗战精神的终极价值在于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动能。它激励青年一代担当使命，将“爱国情”转化为“强国行”，引导青年在科技创新最前沿、社会服务第一线建功立业，践行“强国有我”的誓言。此外，抗战精神蕴含的珍爱和平、胸怀天下的基因，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契合，激励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作者朱成山为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邹紫玉为常州大学2024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

（《人民周刊》2025年第22期）

（责编：张若涵）